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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译本条目与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情结   

2013-11-15 12:33: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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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去世了,哀悼。

科斯著作中,已经翻译过来的中文著作,或者介绍、研究科斯经济学的著作,我手头上比较有价值的,有以下条目:

1、《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02)。

这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科斯于1937年首次公开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及科斯在1987年为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所做的三篇演讲,还有科斯在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做的演讲。因此这是一本专业性质的关于企业性质的科斯著作,编者因此用“起源演变和发展”来界定本书的内容。从这四篇文章中,人们能看到科斯关于企业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过程。毫无疑问,这是试图理解科斯定理最为关键的一本书。

2、《企业、市场与法律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06)。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收录了科斯另外一篇伟大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一共有科斯的七篇论文,包括《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和《社会成本问题》,其余几篇或拓展、或说明、或解释了上述三篇文章的观点。

3、《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信出版社 2013-01)。

主要由科斯的助理王宁所做,有一种经济分析史的味道,不具有文献意义。

4、《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12)。

这是一本试图系统解释科斯经济学的著作,并非科斯原著。研究者沿着十一个方面向人们解释了科斯。第一,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和岁月流逝;第二,科斯主义的混乱:企业的性质和历史特性问题;第三,关于企业的三大难题;第四,对话科斯的成本:一个旨在调和对科斯定理的证明和反证的综述;第五,科斯定理和有关侵权行为,合同边界的难题;第六,再论产权、交易成本和科斯;第七,再探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经济学—组织视角;第八,科斯的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和含义;第九,科斯的学术成功之道;第十,科斯、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模式经济的“黑箱”研究;第十一,科斯、英国传统和经济学方法的未来等。

 

理所当然,我们有必要关心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围绕科斯定理产生的学术纷争,或者学术应用。

一种最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的怀疑是,一批哈耶克的门徒们认为,科斯或许到最后都没有看清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隐蔽性,这可能是科斯在学术路径层面过于依赖成本分析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莫志宏的观点就显得十分醒目且尖锐,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制度问题,还是哈耶克的范式来得准确。正是有鉴于此,目前国内一批哈耶克的门徒如冯兴元、毛寿龙、王建勋、莫志宏、刘业进、秋风、黄春兴、干学平、高全喜等学者,正在系统翻译哈耶克的著作

汪丁丁对科斯的解读,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中最能够与国际经济学界接轨的观点了。他不太赞同将科斯的交易成本当成一个空前独立的经济学分析范式,而是主张将交易成本纳入到机会成本的范畴。张五常先生或许也是这样的意思,他提醒中国读者,应该关注合约背后的约束条件。据说张五常去见科斯,两人谈起科斯的文章,科斯问,你认为我的那篇文章说了一些什么?五常老先生果断地说,是在说合约的局限条件。据说科斯当时很兴奋,他说,到底还是有人明白我。

尽管如此,莫志宏、张五常或者汪丁丁对科斯的解读,因为缺少现学现卖的中国趣味,不可能引起大众的关注。人家更加关心,科斯对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双向分析,到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中国的经济。这才是最具有效用性的科斯定理中国视角。这方面最有深度的经济学家,是周其仁。

周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仔细辨析周先生的这段话,能够看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是企业交易成本,第二是国家组织成本。

企业交易成本,当然很好的解释了企业的市场行为。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本质》,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发展的边界问题,由此,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这一重要的范畴来予以解释。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边界。

这样聪明的经济学构想,让人类的经济事务在企业和市场关系的命题上豁然开朗,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由此朝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正是科斯得以在多年以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理由所在。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却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

这依然是周其仁先生的判断。周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设性观点,是基于科斯的另外一篇论文,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从对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也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问题入手,开始研究市场交易的外部性问题,他的观点是,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是经济学体系里最为著名的五大不相关理论之一,科斯定理由此成为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范式之一,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由此,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

相关的问题意识在这里出现。如果一名中国学者对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伟大的论文足够理解,如果这名中国学者同时又对中国的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有足够了解,他会理所当然地写出哀歌,尤其是在科斯先生去世的时候。

我说的依然是周其仁先生。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 ‘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在我看来,这是一首写给中国历史和中国当下的经济学哀歌。超级的国家公司在漠视企业交易费用的同时,带给中国人的社会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不仅是一种当下的批判,也是一种历史的陈述。不仅是一种历史性总结,也是一种当下改革理念的提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之所以必须强调改革,科斯的理论范式已经为我们解释了最深刻的原因。正是如此,吴敬琏先生才说,“科斯学说是中国改革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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