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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国家资源委员会”反市场  

2011-05-09 09:14: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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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从国家财政能力的角度看,失败的洋务运动,的确让晚清政府再也无力为继,但政府垮塌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破落,相反,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经济力量得以萌生。这正是被史学家反复称道的“黄金时代”的来由。1911年到1937年,这大约25年的时间,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发展豪迈,不仅在商业领域,在很多实业和工业领域,也实现了同步发展,并诞生了一批在今天看来气象宏大的中国企业家。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详细呈现了这一个时期的经济景象。(《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白吉尔 著作)与晚清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机理类似的是,黄金时代同样没有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主导、保护和支持,在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处在弱势的地位,表面看上去是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支离破碎,但正是这种破碎的局面,给中国民间企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美国兰德公司的经济史学家叶孔嘉整理出的数据显示,这一段经济的自由生长的确蔚为壮观,每年竟然保持在8%-9%的速度。

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迎来第二次机遇,但事实并非如此。1927年同样值得后人分析。这一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基本稳固,官僚经济开始上演。白吉尔把1911-1927年称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自主企业时代,把1930-1940年称为“统制经济”时代。这个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正是被当时的人们热捧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有意识地从德国和苏联学来国家机器以行政力量来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他们坚信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到30年代中后期,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民国经济的主流形态,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很快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抑制了民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把洋务运动称为中国近代企业史第一次“国进民退”,那么民国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主导的经济发展,就是第二次“国进民退”。面对这样的历史图景,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政府与企业分工的重要性。政府主导公共领域,企业主导市场的推进,这是最核心的经济学理念,原因在于,只有利益导向的企业,才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到市场迂回的分工体系里,而政府因为行政权力的色彩,不可能维护市场的自发秩序,相反,政府的过度介入只能导致市场分工的粗糙与片面。由此,企业主导的分工就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体系里,而政府主导的经济则只能形成一些小众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市场层面的私人俱乐部[1]。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国家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的经济学缘由。相信1949年之后的国民党终于意识到了这样的经济错误,他们从1950年代开始,首先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实行了转型,这就是被很多经济学家称道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现在来看,50年代初期台湾的土地改革,其经济学意义在于,切实给民间的资本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这样的政策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也受到过意识形态的冲击,但总体上,国民党政权的确完成了从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民间资本主义的稳步转型。80年代之后的台湾经济,政府和行政官僚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制约慢慢收缩,民间资本,尤其是中小企业、家庭企业逐步兴盛,台湾实现了一个缓慢的,但却是比较彻底的“国退民进”(公退民进)过程。这正是台湾能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经济学理由。


[1] 市场“私人俱乐部”的提法,见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资本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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