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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我最喜欢茅于轼  

2010-08-02 09:37: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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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佛山日报陈祥同学的采访,漫谈如下:)

陈祥: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机遇,转身从事经济学研究和财经写作?

苏:我不是什么经济学研究人员,只是一个财经作家。没有机遇,因为我发现,诗歌完全无法养活自己,满世界都是谈经济,我认为财经离钱最近,就选择了财经写作,有句话说,我不是富人,但我活在富人堆里,能穷么,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哈哈,我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很低俗?

陈祥:请你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的本质?你对此是什么感受?

苏:经济学从个人出发,追求的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福祉。我对此最大的感受,就是从个人出发,无论是思考,还是生活,个人是我最大的场域,也是我最小的场域。我无比同意胡适之先生的话,争你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一个自由富强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设得了的,所以我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努力不当奴才。

陈祥:在对经济学的阅读、思考旅程中,哪些学者给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或者说起到启蒙作用?

苏:我接触的第一名经济学家,是阿玛蒂亚·森,他的一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看完这本书,我才知道,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文学,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个人建设,自由都是发展的原因,更是发展的目标。森对我的启蒙意义在于,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自由。

陈祥:在你的文字里,时常能见到对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赞誉,对凯恩斯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怵惕,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但是凯恩斯的理论还是获得了世人的肯定,你认为其积极意义在哪里?

    苏:我并不反感凯恩斯,而是反感中国人对凯恩斯的误读,对他的断章取义。

    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拯救方案,他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

    凯恩斯其次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

    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人类的命运,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些自由主义的守望者,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的敌人,事实上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陈祥:在中国国内,你最喜欢哪个经济学家,为什么?

苏:茅于轼。因为他是一个健全的个体,他与任何利益集团都没有关系,他是中国真正的独立经济学家。

陈祥:你的新书《中国企业家黑皮书》,在与企业家们对话的过程中,你对中国企业生存状态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苏:累。中国企业家既要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更要面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生意不好做。好多人选择做出口生意,但现在中国的低端产业链遇到了挑战,所以接下来,中国企业一面会遇到内需市场不足,交易费用过高的压力,一面又会遇到国外市场的强有力的竞争,过去那种低附加值、密集型劳力,资源消耗的生产方式,做不下去了。

陈祥:如果你是柳传志,你会以什么方法突破产权改制的困境?

苏:如果我是柳传志,我还是会选择向柳传志学习,循序渐进,从长计议,适度妥协,稳扎稳打。

陈祥:你认为中国的企业发展历程,是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从洋务运动至今。那它的出路在哪里?

苏:仅仅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出路在于新技术的参与。实证的例子是,国内一批新经济企业对官僚资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少于传统产业。新技术的引进程度越宽广,就越容易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新技术的参与,既是企业家创新的过程,也是教育官僚阶层,促进制度改进的过程。

陈祥:你觉得一个合理的政府,是完全不应该参与到办企业吗?你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前景怎么看?

苏:政府当然不能办企业,足球场上的裁判员,能直接当球员么?

国有企业的发展前景,现代企业制度已经设计好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创新,而是学习。这是我向来的观点,在制度层面,中国人不需要创新,而是学习,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在不需要创新的地方创新,浪费精力,在需要创新的地方,却顽固守旧,浪费发展的机会。

陈祥:很多历史被无情遮蔽了,1928年到1936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之后是年长日久的战乱和政治运动,直到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不管手段如何,但终于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问题。这么一个循环回归,它留下的教训是什么?

苏:在我看来,最大的教训,是我们面对市场的不敬畏。官本位文化秩序下人性之恶过度膨胀,以至于几代中国人不懂价格,不懂边际收益,存在典型的经济学盲区。殊不知,这种人造市场完全没有可供计划者配置资源的价格信号,没有货币计算的市场反馈,因而天然缺乏必须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工具,这直接导致,所谓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将永远在黑暗里摸索。只有遭到市场毁灭性的报复之后,人们才会在强人政治的带领下,以改革开放为名发展经济。按照米塞斯的逻辑,这种名义上的改革 开放,就是回到自发秩序,回到经济学常识,向市场妥协,向自由低头。

第二个教训,是我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压抑了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成功的企业家正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事先作出调整、为公众谋取最大消费者剩余的发起人和创造者,他们的天职乃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的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以满足他们最紧迫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企业家,市场将无法自由演进,只有企业家,才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主体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与傀儡。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他们胸无大志,有奶就是娘,和一部分鼠目寸光的官员结合在一起,生理性地追求短期利益。官商结合成为中国经济演进的主旋律,百年之间,庞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更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

陈祥:在你的书评集《我们怎样阅读中国》里,你说过,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是你阅读中国、阅读自己最醒目的路径,这也是一条具有经济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优美之路。行走在这条路上,你觉得顺利和愉悦吗?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坚持如一?

苏:顺利?天底下没有顺利的事情,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磨练,需要努力。正是这种磨砺的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愉悦感。我的方式很简单,首先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旧文人的所谓“君子固穷”的酸腐心态,让自己保持持续开放的心态,世界太博大,心胸要宽阔。贫穷不能造就君子,财务自由是一个自由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的前提,所有人的行为都在奔向利益,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是一个“经济人”、“利益人”,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我认为,人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我想也是我10年来生活与思考的第一前提。当然,在财务自由的前提下,要适当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望,有一句格言说,不贫穷,不富足。要警惕金钱的偶像崇拜,人活着,内心的思考才是永恒的风景,外在的喧嚣,应该有一个尺度,我们既不能像我们的前辈那样被政治和意识形态异化,也不能被金钱异化,我一辈子的使命,是努力做一个健全的,有常识的人。

http://www.citygf.com/szb/html/2010-07/31/content_2099154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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