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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  

2010-08-16 10:09: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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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 - 苏小和 - 风随着意思吹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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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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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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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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