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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我们的生活怎能没有考据  

2010-03-05 09:34: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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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在初入门道之后,都热衷于彻夜构建自己的思考体系和学术体系。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看上去宏伟的思想表述,事关信仰、哲学、逻辑、历史,甚至还有数学或者物理学。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些志存高远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文献注释,不涉及任何一种前人的学术成果,仿佛一个梦想家醒来真的得到了一座城池,又仿佛一个建筑工程师,他没有一砖一瓦,也没有画出一张图纸,竟然就修好了摩天大楼。

 

如何看待这样的局面,我知道很多中国读书人可能热爱这种大胆假设的勇气,喜欢平地起高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迈作风。但胡适之早就说过,大胆假设之后,还得小心求证。多年前,我的一个学社会学的朋友去到耶鲁念博士,第一个学期,满脑子构想,天天都处在发现真理的亢奋之中,经常把自己琢磨出来的学术建构框架拿给导师评点,期望导师真正认识到,他的这个中国学生事实上是一个已经发现了真理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不起的学者。开始,导师并没有多说什么,每次看到学生滔滔不绝的言说,只是轻松地笑一笑。但差不多一个学期都快过去了,当这名中国学生还在耽于幻想,导师终于脾气大发,他告诉我的朋友,如果再不去好好查考资料,阅读经典,他将停止对他进行教学;在这样的私人警告过去一个月之后,导师发现这名中国学生并没有引起重视,他竟然给学术委员会致函,表示这名中国学生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基础,因此建议学校将这名学生辞退。

 

很多中国读书人可能对此大惑不解!事实上,这里隐含着一种更大的学术敬畏,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每个人都活在历史的河流之中,每个人都拥有某种近似的思考习惯。一名读书人最大的工作并不是搭建架构,而是要充分了解一个领域所有已经形成的学术成果。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所谓的创造,才有可能。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口述自传里曾经回忆他起初的经济学发现:

 

“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杨小凯:我的一生》)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他的所有劳动几乎是一种重复性劳动,意味着在经济学演进的领域,他的思考没有传承意义,意味着在一个成型的学科之内,杨小凯试图靠一个人的能力构建一种学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么做的结果,导致他必然成为一个没有历史传承的人。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创新?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呢?事实上,杨小凯当年身处监狱,他自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阐释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经济学架构和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理论数学化,然后慢慢终于就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他说,由于当时自己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接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严格训练,所以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出现的一些新思想,他真的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

 

幸好,在监狱之外,还有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没有人能永远锁住我们自由的思想,没有人能永远遮蔽我们深邃的眼睛。我们要在历史里找到考据,我们要在当下找到细节,如此,我们的阅读才能够不断展开,我们的写作才不至于凌空虚蹈、不至于好高骛远。

 

现在我相信,当一名读书人拥有了一种学术传承的能力,他会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他会愿意谨慎地写下每一个句子,他会前所未有地去热爱文献,热爱考据,前所未有地热爱田野调查,他所写的书会是一扇窗口,读者能够由此走进历史,走进更加宽阔的世界。

 

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一种非虚构写作必须要坚守的技术。几年前,我曾经读过民国新闻人陶菊隐先生的《武夫当国》,他的写法就让我存疑。读《武夫当国》,常常被场面和故事吸引,140万字的著作,典型的全景式叙述,我们能看到军队之间的格杀场面,也能看到军阀们在密室里的阴谋。关于全景式叙述,显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写作方法。对于历史的叙述人而言,全景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个人想象。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由来已久的叙述技巧事实上是中国文人写作的传统手段,其不足之处是必须预设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后现代的叙述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术的引进。比如,大家熟悉的《史记》,就具有全景式写法的诸多特征,从人物对话,到人物心理,司马迁均无所不写,而后来索引一派的出现,应该是意识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才把功夫放在考据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们看来,司马迁才代表了历史写法的圭臬。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篇章中,有“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语,可见顾炎武对司马迁全景式写法的推崇。全景式历史生动有趣,而索引历史则忠实于所见史料,不能出现丝毫臆想,因此,索引派历史必然干瘪,缺少情绪,缺少文采。白寿彝先生有感于这种现象,提出了“史学界应该向司马迁学习,要改变我们的文风”等观点。

 

可能正是这种看上去有些模糊的方法论之争,也可能是为了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惰性,我看到很多作家似乎更愿意把历史写成传说,把人物传记写成故事会。这样的文本让真正的读书人沮丧。难道只有这种非常不严谨的,市井化的写作方法才能赢来读者吗?不见得!比如我最近读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虽然充满了考据性文献和调查式索引,但丝毫不能影响这本书红遍世界;比如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也尽量做到了史料清晰,考据严谨,这是两本将考据和分析结合得比较得体的畅销书;比如林语堂先生的大作《苏东坡传》,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都是考据翔实、文字优美的大好著作。我还读过布鲁斯·考德威尔的《哈耶克评传》,我看到人类社会在19世纪后期和整个20世纪,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是怎样节节败退,而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又是怎样终于主宰了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我掩卷沉思,如此豪迈的历史画卷,几个可口的故事怎么能够承受?几个孤立的人物怎么能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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