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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爱是恒久忍耐  

2009-07-12 13:41: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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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爱自己的祖国?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一种爱国的另类表述:第二种忠诚。意思是说,那些总是持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人们,事实上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土地抱有一种血肉相连的爱。相比那些永远高唱赞歌,听不得批评意见的民粹情怀,前者的爱可能更具悲情意识,更有推动力。

现实情况是,那些有批评意识的爱国者,通常都止于言论,拒绝暴力;而那些容不下任何怀疑与批评的民粹主义群体,反而在绝望之处,期待暴力与对抗。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局面,尤其是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期的国家,哪一种态势占据主流,可能决定着这个国家转型的质量。是的,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可是,有几个人深深地知道:爱不是一种愤怒,不是一种对抗,不是一种索取,甚至不是一种奉献,真正的爱,是恒久的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盼望,直到永远。

无论如何,我相信上述表述,应该是任何一名真正的读书人渴望的姿态。好的读书人的确应该跳出狭隘的二元判断,跳出看得见的当下利益之争,直面生命,直面真理。在一个荒谬的时代,我们如何持守内心,既不苟且偷生,又不口诛笔伐,这既需要理念上的革新,当然也需要历史层面的实证。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的著作《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就是这样的一次学术实证。贝拉面对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1930年代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经济衰退过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东欧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为什么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统治,也没有出现那种熟悉的民粹主义潮流。如此问题的提出,对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简直是太有吸引力了,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在体制方面拖沓、守旧,害怕转型时期的非理性阵痛,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面对各种荒谬的社会现象,我们是抗议,还是忍耐,或者是抗议与忍耐的结合?这的确是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抗议的基本权利也没有,我们也找不到忍耐的方法论。此情此景,与转型时代的东欧国家相比,我们还十分遥远。

说起抗议,其实中国人可谓源远流长。一部3000年的专制历史,另外一面就是一部暴力抗议的历史。只是我们的抗议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找到那种优美的“非暴力、不合作”。在一个绝望的时代,暴力必然成为人们歌颂和期盼的对象。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方法,我们对忍耐太不熟悉了。事实上,早就就格言在此:爱是恒久忍耐。你爱这个国家吗?你爱这片黄土地吗?你爱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吗?告诉你,既然你爱他们,那么请你忍耐,而且是恒久的忍耐。

贝拉认为,忍耐才是民主政治的集体无意识,而那些崇尚暴力的意识形态,已经或者正在引导社会远离民主,并间接催生出种种非忍耐性的社会态势。比如没有制度化的政党、缺乏职业训练的政治领袖、不存在有责任感的精英群体、没有有效的政府机制、缺乏组织化的民间社会、发油发达的中产阶级、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在普罗大众的层面,人们普遍有一种盲目的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一方面对威权政治十分渴慕,期待把个人的权利与幸福交托在某种强大的威权核心手中,另一方面又对社会上的种种非法行为抱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一方面对简单的平等主义和家长式的统治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对自由产生一种无知的恐惧。

这样的分析我们耳熟能详,似乎这正是我们身边的世界。由此,贝拉提出了他的核心问题: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形势,与拉丁美洲国家和远东国家因为经济调整而引起的政治争斗,不断上演的社会群体事件相比,东欧国家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到目前为止,却更加稳定。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基本没有出现大面积、多频率的暴力现象。沿着这样的问题,贝拉比较了欧洲南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社会反映的激烈程度与典型形式,并由此推断:“共产主义的很多结构性、制度性以及文化遗产对一些暴力的争斗行为产生了一种解构性的效果。”因此,东欧国家的民众对经济困难的最通常的反应不是开展罢工、骚乱、集体示威以及其他的暴力活动,他们由于普遍采用了一种忍耐的姿态,因而转向非正规的不合作姿态,或者是直接使用选票来履行自己抗议的使命。

为了进一步呈现这样的成因,贝拉使用了一个看上去有些专业的名词:低水平均衡。大致意思是: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应该被同时引进,而且也能够被同时引进,原因在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完全落实。由于经济危机与经济转型,或者说由于发展经济成为最明显的主题,也就是中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民主体制只有在牺牲掉某些本质特征的情况下,社会才得以稳定下来。进一步来看,经济的转型只有在以低速和温和的方式下,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体系必须要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且,这种均衡状态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民主体制相比,处在一种较低的水平。贝拉认为,即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低水平的均衡”都将一直是大部分转型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最大特色。

贝拉的描述当然脚踏实地,具有很强的理性和建设性。问题在于,一个转型国家如何谋求这种低水平的均衡,的确是个见人见智的问题。我们身边的现实,显然距离这种低水平的均衡还有距离。经济的单向突进,政府的宏大叙事与民主建设的滞后、市场主体不足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承认,贝拉的低水平均衡理论有两种前置性的判断,其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必须均衡;其二,过大的威权政府和崇尚暴力的社会形态,都是破坏这种低水平均衡的主要动因。沿着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来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发现,贝拉的低水平均衡理论事实上也是在强调一种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均衡。

由此,贝拉的分析让我恍然大悟。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总是把市场和政府当作一对界限明显的二元结构,并认定市场主导经济运作,而政府则主导公共利益。事实上,现代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都基于理性经济人和产权关系来推演。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理性经济人产权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问题。无论是何种政府,当然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理性经济人来组成,而政府政策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就一定只追求公共利益。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政府政府政策的出台,可能都带有一连串的私人利益解读,这种解读必然要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

沿着贝拉的分析,我们说开去,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可能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不均衡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才导致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主要由一个超大型政府主导,而市场的发育则相对滞后。这种不均衡导致了如下现象:由于不均衡,我们的国家有30年经济的超常发展,但30年的发展之后,贫富悬殊却更加严重;由于不均衡,导致我们的交易费用不断增高,经济结构因此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必须依赖出口的格局,内需市场不仅没有跟随外向经济,反而越来越萎缩;由于不均衡,虽然国家的外汇储备逐年看涨,但国内民众却怨声载道;由于不均衡,现在最有钱的是中央财政,而地方政府则难以为继,只能靠招商引资出卖土地为生;由于不均衡,我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做政府生意,官商勾结成为企业发展的方法论,很少有企业会在核心技术方面进入大投入,大开发;由于不均衡,相当多的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是绞尽脑汁与政府建立某种潜规则的联系,似乎离开了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就不会赚钱了。

均衡是一个多么优美的方法,即使是低水平的均衡,也是我们不断向好的核心方法。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单项突进几十年之后,再提出均衡理念,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结构问题,而是一种利益之争。政府变成了被一部分理性经济人绑架了的利益集团,因此政府政策的出台,必然深深镀上了一层私人利益的影子。

这正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当那么多看上去很美的政府政策出台的时候,谁敢肯定,那些在政策背后的公务员们,真的就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利益?当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都匪夷所思的陈旧政策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比如二元户口制度,比如超垄断、缺乏竞争、严重阻挠市场发育的国有企业,比如政企不分的铁道部门,比如屡禁不止的贪污腐败,我们要问,难道我们的政府政策制定者真的不知道这些陈旧的制度正在制造一种新的不均衡,已经深深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么?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私人利益纠结其中,他们无法做到自己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改革。

这个世界的确就是一个利益的世界,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行走。如何寻找优美的均衡,似乎是个让人沮丧的问题。所以贝拉提出了抗议与忍耐协调运作的方法。抗议无所不在,而忍耐则相对陌生。宽容与共和,多元与和谐,才是我们的理想生活。我记得梁漱溟先生的叹息:这个世界会好吗?现在我想说,只要我们学会忍耐,把忍耐、宽容、共和当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我们就会抵达均衡,抵达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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