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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谁也不是市场的看客  

2009-05-27 10:38: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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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资本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略了。有人在遥远的他国思考,德·索托[1]有着与我们相同的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美国、欧洲及日本取得了非凡成就,而在别处却停滞不前?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民得不到法律制度的保护?为什么我们试图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幸福,却换不来民众的基本支持?

首先当然是缺少资本信息。我们从来不缺少资本,但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资本。这些资本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死亡状态的资本,显然被某种东西隐藏着,不进入统计数据,不受法律保护,无法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

我们缺乏资本的流动。常理,资本必须在流动中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增值,但这个复杂的链式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所有权制度做保证,否则,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资本变成“死资本”。多数西方国家已无需再反思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我们在常识面前,竟然理直气壮地坚守谬误。[2]

我们缺少政治对资本的秘密依存关系。“死资本”转换成“活资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适的政治制度与之匹配。看来,我们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我们还缺少对自己历史的了解。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被某种修饰过的历史所遮蔽,我们不能客观看清楚自己的过去,当然不能理性地处理当下,以及走向未来。所谓尊重历史,反思历史,其要义就在这里,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真实研究,才能发现现实社会运作的真相。我们才能不在某个不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然更缺少对法律的价值判断。真正的法律,绝不仅是书面上的条款,法律是实践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们必须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会的基础,认真讨论活的法律,资本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实现。

但是现在,有个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飘扬,它让更多的人愤怒难以抑制。

按照德·索托的理解,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一直无法把自己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种只利于“钟罩”之内特权阶层的歧视性制度[3]。而“资本的流动依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4]之说,则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人们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自己和美国人的差距,但是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可以拿美国当作参照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却仅仅成为了这个经济体的局外人。无论是在拉美,还是在俄罗斯,以及今天的中国,一些现象看上去那么相似:强大的地下经济,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严查严打,地下银行还是在继续蔓延;显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人为的隔离,贫富悬殊发展到让人伤心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哀叹:人和人的区别远远大于人和猴子的区别;黑帮活动四处蔓延,甚至黑帮和官员已经整合在一起,腐败发展到了俯首即拾的程度;资本在不断消耗、不断流失,本来发端于产权制度建设的国有企业改制,也因为资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势群体的反对,他们竟然不知道国有企业改制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势群体;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弱势群体,都在公然蔑视法律,很少有人从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数人都抱着侥幸心理寻找法律的空子,少数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本来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场就这样被“钟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蚀得百孔千疮。

我相信此时此刻每个思考着的人都有着相同的感受,这就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权利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5]、阿马迪亚·森[6]、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轼[7],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利,这包括了我们久违了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等等。

一个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败似乎不能引来我们的深度思索,那么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企业家比尔·盖茨,多少中国人羡慕他的巨大的财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动力?除了个人天赋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该归结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没有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制度,他能创造出多少软件革新?没有可执行的合同,他能进行多少交易和长期计划?没有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条款,他最初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没有确认和储藏资本的所有权记录,他能积累多少资本?没有可交换的所有权表述,他能汇聚多少资源?不能发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业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无法用恰当的所有权工具把这些村舍工业组织起来,他能从多大规模的经济中受益?没有世袭继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财富帝国交给他的子女和同事?

这一连串的反问,与我们每个人有关。这就是市场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如果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综合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财产所有权制度,比尔·盖茨或者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企业家都不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天也像比尔一样,生活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之下,市场赋予了我们必要的产权、经营权和知情权,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比尔。反之,则我们永远是那个“钟罩”之外的看客,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愤怒与贫穷之中。



[1]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1941-  ),秘鲁经济学家。曾担任关贸总协定的经济学专家、铜输出国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通用工程公司执行董事、瑞士银行组织顾问团负责人、以及秘鲁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德·索托在秘鲁首都利马创办并领导了自由与民主学会,为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定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经济学家》将该学会列为全球排名第二位的智囊库。在秘鲁前总统藤森执政时期,作为藤森的私人代表和首席顾问,德·索托和自由与民主学会负责制定了400多份法案和法令,使秘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得以现代化,并使秘鲁重新实现了民主选举。德·索托曾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如今他正在为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

[2] 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56页。

“正规的所有权制度超越了资产所有人的物主身份本身,提供了一套工具,把‘僵化’的资产积累转化成‘活跃’的资本。当发达国家把所有已知资产的资料和管理规定集中在一起并建立起所有权制度来记录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意味着它们已经把支持资本创造的整个组织过程纳入了一个正常轨道。”

[3] 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31页。

[4] 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48页。

“今天,由于某些知识分子意识不到合法的所有权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好处,他们把取得的成功归因于文化特质。结果,许多西方人相信使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是他们继承下来的工作守则,或者是他们的宗教所创造出来的存在主义的痛苦,而完全忽略了全世界的人民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在努力工作、存在忧虑和过度劳累的父母并不只是某些国家专有的现象等事实。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大量研究计划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之外一事无成,为什么资本主义依然还被投入一个标有‘文化’的大瓶子里,使我们许多生活在特权地区的人躺在那里,哪怕只是暂时享受一下处于高位的乐趣。 我敢打赌说,总有一天,随着完善的法律所有权的有力证据逐渐被人理解,这些文化上的论调会消失干净。”

[5]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被广泛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对于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1974年哈耶克和他理论的對手贡纳尔·默达尔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1991年,哈耶克因“终身的高瞻远瞩”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6] 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1933-  ),印度经济学家,在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福利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由于对社会底层人民与道德的关切,他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将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迪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 他因此成为自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7] 茅于轼(1929-  ),江苏南京人,著名经济学家。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1年茅于轼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即在给定始点和终点的前提下,寻求过程的最优化。用他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茅于轼从1985年起关心道德问题,以后做了近十年的研究和思考,于1997年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1997年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从对等关系出发,对人权、自由主义、道德、民主等观念都可以做出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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