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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在60年的时间里一直歧视农民  

2009-05-20 09:01: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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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往年的春节,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但是2008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去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而不是迁移,是中国农民的某种市场选择,甚至是理性选择。盛来运先生显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他试图用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而不迁移,可能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城市化的抵制,而这样的抵制,显然是以牺牲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为代价的。[1]

现在,我的手上就有盛先生的《流动还是迁移》[2]。盛先生显然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开篇就道出了实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3]

显然,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横跨60年的历史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即使在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这样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显的事实,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违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要高于工业化率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出现了一个与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中国农民工每年大面积的流动而不迁移,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经济学现象,同时也成为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放眼国际上多数国家,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乐业。他们的流动过程是:

外出——>留城。

这样的人口流动迁移链中,间或可能发生劳动力回流的状况,但并非是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其他因素的考量。

但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显然不一样。劳动力外出了,不一定在城市里留下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也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不可即的。他们的流动过程是这样的:

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

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正在被中国农民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无奈。我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仅仅以每年流动的农民工人数来计算,如果参与到这种简单流动的农民工为1亿人,每年每个农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费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农民收入就是500亿,而大家知道,在城市中最低工资人群,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工;我还针对农民工纷纷将他们辛苦积攒的工资邮寄回农村兴建房屋的现象做过统计,假如一个农民工将3万元邮寄回老家盖房子,则这是一笔高达3万亿的投资,众所周知,今天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已经是城市,所以,他们在农村投资修建的房子,80%处在一种闲置状态,既没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因为在政策看来,农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一种典型的小产权房,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而一旦没有流通,就意味这广大的农村,没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市场。

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是对农民工收入的一种政策性浪费。政府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再一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损,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直被政府挂在嘴边的所谓拉动内需,再一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么做?盛来运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的政府过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社会治安的拥挤与混乱,还比如国外常见的贫民窟和棚户区[4]。盛先生是真正的体制中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相信他的分析符合实情。但这种基于追求社会稳定、规避政治风险的歧视性政策,真的会长久带来社会稳定,或者降低政治风险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充其量只是一种经验判断,是一种制度性的故步自封。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府也都承认,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农村的发展,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

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似乎把农民当成了城市的一种负担,他们希望农民在取得城市经济一定的溢出效益之后,回到农村里安居乐业,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收获社会稳定。所以,当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涌进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出台加快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政策,反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著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上加以展开。

作为一个对人口迁移模型非常熟悉的学者,盛来运当然对新农村建设运动提出了自己谨慎的怀疑。他直接指出:

“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新农村建设是否是最经济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农村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这需要大批投资,且有的投资在农村人口转移之后,是不必要的。”[5]

盛先生的结论当然是在大量数据分析和学术模型基础上演绎而来的,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却是基于一种事实的判断。有农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如此说道,政府的确为我们办了好事,而最大的好事,是允许我们农民到城市里打工。这是一个极有含金量的表述。今天中国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显然来自于他们在城市里的劳动,而不是田野里的耕作。认清这一民情,我相信盛先生对新农村建设运动谨慎的质疑,便具有了足够的实证理由和难得的学术勇气。

如此看,《流动还是迁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所谓厚重,在于盛先生直面农民工问题制度设计;这是一本严谨的书,所谓严谨,在于有着绝对尊重常识、尊重经济学规律的观点;这还是一本丰富的书,所谓丰富,是它涵盖了大量的文献和数据,他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情绪化的呼喊,盛先生是站在世界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民工流动迁移问题进行了一次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深度发现和解析,中国农民工问题因此真正具有了理论架构。

盛先生的这种学术努力深具渊源。他长期在一线调查,拥有极好的数据系统,他还多次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普查局和东西方中心学习、访问和交流,这使得他能够站在人口迁移理论的前沿阵地,而不会仅仅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既定的政府政策说话。

我想起了另外一名卓越的农业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6],他长期的中国农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盛先生的知音,或者说是导师。1980年代后期,文贯中在大量的考察和分析中终于认识到,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是农民人数的绝对下降,要消灭一个旧的农民阶级,取代他们的是一个人数很少但质量提高的现代农民阶级。[7]

和盛来运一样,文贯中也认为,城市化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要牢记,单单用价格保护、补贴,永远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仅仅在农村投资帮助农民,带来的是浪费,实际收益往往是事倍功半。

看来,无论是文贯中,还是盛来运,都把问题的实质指向了制度,尤其是那些不利于农民迁移、不利于农民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政策制度,比如户口限制。这些陈旧的制度,即使从政府的本意来看,也是错误的。政府的本意是想帮助农民。尤其是中国,每年年初都会有一个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与农民有关,但相关的政策规定却又限制农民自由迁移,限制农民融入城市经济,用一个明显具有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将农民工似乎要永远安置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让他们来回奔波,劳命伤财。

这是一种怎样陈旧的制度设计?愿所有有常识、有良知的人们都来看看,对于那些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工,我们有着怎样的亏欠。让我们好好看看他们,这些满面尘灰的农民,和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的智慧,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美好的子民。上帝之下,人人平等,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工,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


[1] 盛来运先生在这里陈列的迁移概念,接近于英文migration,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移民;而流动的概念,则接近于英文mobility,强调农民工人口流动的活动性、灵活性,而非移民性。

[2] 《流动还是迁移》,盛来运著作,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著作副标题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3] 《流动还是迁移》第5页

[4] 《流动还是迁移》第191页

[5] 《流动还是迁移》第207页

[6] 文贯中,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

[7] 文贯中《饱经磨难后的思考》,出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文贯中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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