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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经济学家距政府太近很危险  

2009-05-18 09:10: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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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这本书印象颇深[1],10名经济学家是: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张维迎。恕我直言,将这10个人放在一起思考,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别扭。在我看来,我更愿意将他们划分成四个板块:

    第一板块:成思危、厉以宁、林毅夫、钱颖一、樊纲。

    第二板块: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

    第三板块:茅于轼。

    第四板块:陈志武。

    读懂周其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私下认为,他可能是国内最好的经济学家。关于他,我们暂且把话题留下,待我阅读能力更好一些之后再说。至于其他处在第一板块的师长们,茅于轼先生在这本书里,有一段话尤其精彩,抄录之:

    “我的分类跟他们……不太一样。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了重要的改革决策过程,所以这些事情在他们的记忆里比较深刻。我是一个民间学者,我的印象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问题。”[2]

     茅于轼先生的意思可谓跃然纸上,这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众生相。更多的学者附着在政府的羽翼下献计献策,做着理性和建设性的工作。只有少数学者站在一个边缘地带,发出一些尖锐的声音。

    关于学者的生态,有一句老话早已说尽,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显然,10名经济学家中,有8名就在庙堂之上,真正的江湖经济学家,恐怕只有茅于轼了。高高的庙堂,当然能够享受到政府的荣耀之光,江湖上的人如果乱说乱动,恐怕就要担心自己被封杀了。

    我绝没有提倡所有经济学家都必须身处江湖,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原则, 外人无权置喙,况且,能为政府提出合理化的建议,造福于民,应该载入史册,但经济学家距政府太近,会不会丢掉一个学者必要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以至于一辈子无所建树呢?这的确是一件看上去危险的事情!我看到身处海外的陈志武教授,他的言论明显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同,在他的身上,我终于看到了我热爱的经济学家发出的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如果按照模式来看的话,洋务运动时应该是渐进式改革;清政府垮台,中华民国成立,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然后才是经济改革,所以民国时期的改革开放更像‘休克疗法’;最近30年又是渐进式改革,跟晚清类似”。[3]

    陈志武的这段话来得真实啊,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经济的热气腾腾,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暴发户式突进和政治体制的相对滞后,像极了清朝的洋务运动。除了看上去庞大的GDP规模类似之外,另外一个类似之处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当年的洋务运动,都是依靠政府推动,政府成为一个神话,它包揽了这个国家的一切事务。

    王朔有名言,看上去很美。政府就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不仅政府自以为很美,老百姓在电视镜头前反复说着感谢政府的话,更是足以说明,这个世界上可能有99%的人会认为,我们的幸福生活都是政府赐予的,所以出了问题要找政府。当年我在大学听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时候,有教授破口大骂,政府是万恶之源,还以为教授实在是有辱斯文,不料几年过去,诸多荒谬之行为纷至沓来,我才明白,政府在看上去很美的幌子下,做了多少没有常识,误国误民的错事。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站在政府立场只是为政府献计献策,缺少了独立的批评作风,那么,政府犯错的几率可能要高很多。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这个世界,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政府过度干涉经济,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我理所当然地想起了伟大的弗里德曼,这名针对政府偶像的伟大的破坏者,这位亚当·斯密的信徒,杰斐逊的弟子,他毕生努力去破坏的经济学准则,就是政府应当控制经济的信条,这一信条从30年代的大萧条中发展起来,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无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竟然都普遍将之视作不二法宝。

    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和一般公众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遇到问题,就向政府发出要求干预的呼吁。在破除政府神话的工程中,弗里德曼夫妇除了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外,还运用了60年代发展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

  在依次讨论了主张政府干预的理由之后,弗里德曼得出结论说,政府干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是形成问题的原因。他运用具体案例说明了他的一个观点:政府一旦进入,要退出就很困难,“政府一旦从事某项活动,就很难停止这项活动”。面对政府的失败所造成的问题,人们的解决办法几乎总是要求更大规模的扩大政府的作用。弗里德曼称为“政府干预的合乎规律的历史”或者叫“政府干预的循环”。他说:“每一项干预法令都确立起权力地位。这一权力将怎样运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与其说取决于最初的创议者的目的与目标,倒不如说取决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权力的人们,取决于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4]

  每一项要求政府干预的理由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提出的。但弗里德曼却“解构”了这个公共利益的神话。他认为,以人民大众利益提要求的人几乎都是在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而可怕的是,“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进行这种诡辩。比如以国内工业幼稚为由要求保护,弗里德曼说这种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的保护要求同样也是自我利益的饰词。

  我无法掩饰我对弗里德曼的热爱,如同无法掩饰我对当代中国经济学领域主流经济学家的失望。他们似乎仅仅把自己的职责定位在使效率、资源配置最大化的计算上,有意忽略了更重要的经济学品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走势,基本走在背离弗里德曼的路上。诚然,我没有权利反对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政府的曲意迎合,但我更希望听到那些尊重市场、尊重自由、尊重权利的声音。马克思曾经描述过“权力捉弄财产”的怪圈,今天的局面可能就是如此。此情此景,我担心我们的企业没有竞争力,个人不可能自由发展,国家也不可能充满活力,当然,人类普遍珍惜的基本价值,比如自由、尊严及富裕,也不会得到基本的保护。

    所以我想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整体性地向弗里德曼学习。



[1]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张维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

[2]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第133页。

[3]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第232-233页。

[4] 弗里德曼以上论述详见其夫妻二人合著的《自由选择》,(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罗丝·弗里德曼(Rose D. Friedman)著,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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