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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苦口婆心的罗斯巴德  

2009-04-22 09:00: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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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如鲠在喉:为什么每次发生经济大萧条,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把罪责归咎于自由经济,仿佛正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理论多年以来忽略政府层面的市场管理,才导致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于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开始理所当然地举起强力干预的旗帜,要救经济萧条于水火之中。更危险的是,这种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想法,不仅政府使用起来无所顾忌,来自市场里的各种声音也普遍赞同。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政府成了救世主。无论是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

 

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么?我听见罗斯巴德一个人发出了不同意的声音。这是一个坚定但是微弱的声音,他有着强有力的理论推导,同时又对历史进行了醒目的反思。在罗斯巴德看来,美国总统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的经济举措,就充满了政府干预市场的谬误,以至于极大程度地强化和延续了经济大萧条。“胡佛在离任后留下一片狼藉,可在民主党的批评者眼里,这混乱的局面却被归咎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这正是历史的悲情和荒诞之所在。至少到今天为止,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可能都还认为胡佛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在面对大萧条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做出迅速而坚定的反应,他为医治萧条,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攻防计划,勇敢地运用了没一样现代的经济工具,每一种先进的,甚至是文明的经济策略,并充分利用各种政府计划方式来对抗萧条。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第一次被公然放弃,历届政府的经济学方式被他弃之不顾。向来以自由竞争为旗的美国仿佛在胡佛的带领下,突然觉醒了。它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国家能力,而不受那些陈腐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束缚。在这场所谓的“觉醒”中,胡佛总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领导者,可正是这种无限放大政府权力的创新政策,却将美国带进了完全彻底的崩溃之中。

    问题出在哪里呢?奥地利经济学派证明,只有政府的通货膨胀才能造成繁荣和萧条更替的商业周期。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一句警示恒言,我们刚刚经历的经济过度繁荣,事实上是由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促动的,那么,当这种通货膨胀成为政府的一种惯性之后,它必然要导致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繁荣时代,可能已经习惯了通货膨胀的益处,相当于我们培养出来一种对毒品的依赖性,而当经济萧条时代来临,我们还会继续坚持通货膨胀的既定思路,由政府大面积、大幅度的扩大货币供应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扭曲经济结构,甚至发展到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管理,包括工资管理。而正是这种大面积、大幅度的深层干预,最终加重了经济大萧条的程度,并让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修复的经济体长时间深深陷入萧条之中。

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就是这样一本苦口婆心的著作。他甚至说,他所有的研究与写作,真的不是为了编织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神话,只是为了向人们呈现,政府干预是如何造成了上个世纪20年代那场并不健康的繁荣,而胡佛的全新方式又是如何通过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干预,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加重到令人不能承受的水平。经过近百年的思辨,也经过历史沉重的发展,我们终于明白,大萧条的错误,并不在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归咎于政府政客、官僚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断言,如果人类社会不在本质意义上认识到这一点,过去的经济大萧条就不会构成我们生活的教训,而未来还会有更加严重、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在历史的路边,静静等候着我们。

 

泥沼中的希望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基于经济大萧条的周期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痼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最大的软肋。人们甚至由此认为,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回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上去。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当然不这么看问题。一切问题的症结,仍然在于我们违背了市场的自由秩序,政府是经济大萧条最大的推手。无论何种政府,必然都是经过了一部分人的私人利益过滤,这导致政府行为在更大的层面,事实上是一些人的私人行为。由此,自由市场经济伟大的理念在这样的路径上遭到了曲解和破坏。即使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如此。历史作证,自从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来,美国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就完全置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美国放弃了国内的金本位制度,而在1968年到后来的1971年,用于国外交易的美元,其金本位基础也被放弃,而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对全世界允诺,他们是要永恒地坚守金本位制度,防止美元的泡沫化的。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美联储及其控制的银行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坚持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改而开始大面积扩大货币的供应量。这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越是这么做,价格也就上涨得越高,而经济就越来越陷入混乱,人民的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他们陷入了贫困。

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奥地利学派在牢固坚守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终于找到了合乎理论也合乎历史解读的经济学规律。这是一片泥沼中的希望之声。按照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分析,今天深处全球经济萧条的各国政府,其思路就应该是走出胡佛式的道路,转而走上真正的自由经济之路。首先,治愈漫长的可能会全面失控的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停止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各国政府要停止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操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不能在公开市场购买任何资产。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在于商业垄断,不在于工会组织和NGO机构的反对,甚至不在于投机活动的猖獗,不在于消费者的贪婪,问题在于政府自身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伪造货币式的干预被约定俗成了。在经济大萧条过程中,政府才是惟一一个为所欲为的自私自利机构。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停止使用它的权力继续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在漫卷全球的大萧条状态下,政府的全力不应该是扩大,而是缩小。在如此艰难的时刻,我们要进一步唤醒整个人类对市场经济的敬畏,顺服市场,如同顺服上帝一样,充分尊重市场本身对经济萧条的调整过程,我们才能战胜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危机,才能在令人悲伤的商业周期里看到希望的亮光。我们要相信,这种令人沮丧的商业周期,不是市场的错误,而是政府计划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有人的地方,就充满了罪恶与谬误。在这个经济崩溃的时代,让我们面对市场,彻底摆脱政府对经济的所谓规划,使政府完全远离货币供给和经济领域,真正实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让市场的彻底归市场,让政府的彻底归给政府,我们才能走进一个以企业为主导的,真正自由而无障碍的市场经济。

 

经不起推敲的4万亿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格言:没有哪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蒙悦纳的,罗斯巴德和他的理论正是如此。可以这样说,罗斯巴德对经济萧条的解读,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不被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所接纳,虽然这些莫衷一是的国家在近百年来反复遭受商业周期的骚扰,但鼠目寸光的人们就是要继续走在一条陈旧的路上,而置罗斯巴德伟大的分析于不顾。

很不幸,由于全球化的现实,今天的中国也卷入了这样的经济萧条之中。我相信,在中国愿意沿着罗斯巴德的理论进行思考的人更少,少到有人提到罗斯巴德,人们会有匪夷所思、天方夜谭之感。我曾经听两位经济学家在不同的场合推介罗斯巴德的理论,提醒人们警惕政府干预的可怕后果,但我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听懂,更多的人以为这只不过是几个书卷气十足的学者在象牙塔里顾影自怜,杞人忧天。对于一个政府强力无所不在的国家,奥地利学派的确太陌生了,不仅政府会条件反射地选择强力干预,那些深受政府干预之害的人们,最终也会选择把政府当成经济危机的惟一管理力量。

我相信,这正是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来由。这种具有浓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大手笔,让人们希望倍增,但按照奥地利学派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却经不起轻微的推敲。众所周知,这个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各行各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幽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沉淀在固定资产和半拉子工程里,新投资的4万亿庞大规模资金,究竟能流向哪里?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盲目性将浪费掉这些资金,因为如果这样的投资缺少盈利取向,那么就不可能有民间的资金持续跟进,大量的企业和个人最终将沦落为这4万亿资金的食客,投资拉动内需的前景设计将由此形同虚设。

这正是罗斯巴德和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精髓所在。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医治萧条。因为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所缺少的不是资金,也不是信心,而是经济增长的投资机会。在这样的时刻,世界看上去一片荒凉,没有那个行业是看上去有利可图的。制造业的链条断裂了,基础设施几近饱和。惟一的可以执行的办法,是像凯恩斯主义设计的那样,请一些人挖掘坑道,再请一些人填满这些坑道,而这样做的目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人类的愚钝和荒谬在经济问题上竟然是如此不堪!了解日本经济史的人们仍然记得,1989年,当日本股市崩溃,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政府也是拿起来凯恩斯主义的手段,推出多个财经刺激计划,执行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零利率。但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日本经济仍然在低谷徘徊,财政赤字多年超过GDP的5%,政府负债上升到GDP的160%,这种严重的透支,正是政府货币信贷扩张的结果,不仅将日本制造业的投资潜力耗尽,服务业也开始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中。

中国的经济实力相比日本,并不见优势。如此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我们是继续改革开放,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还是一头回到大政府、小市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是个艰巨的命题。我是如此期待人们能回到奥地利学派和罗斯巴德的体系中来,真正警惕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并以为这才是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唯一有持续性的道路。毕竟,对于眼前遇到的困难,凯恩斯主义不追问原因,只拿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的姿态,显然过于草率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外部需求疲软所致,本质意义上却是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是的,我们不是市场化过热,我们是市场化不够,多年来我们的政府都太大了,以至于我们这个市场所有的元素都依赖政府,而政府又依赖外需,这导致我们的经济终于走进了一场事关增长模型的大考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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