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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周其仁的批评与克制  

2009-04-20 17:34: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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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周其仁挨骂最少。当茅于轼、张维迎,甚至还有吴敬琏被各路人马破口大骂之时,周其仁却在各种场合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当林毅夫被人们讥笑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而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掌门人之位,却被人们评价为,“周将会为这所高级别的经济研究机构带去真正独立的学术之风”。

    有人认为,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故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听过周先生演讲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周先生的演讲是出了名的有吸引力,从不大声呼喊,句子在某种有意克制的节奏和氛围中娓娓说出,目光凝聚,脸面生动,在有形无形之间感染受众。所谓张弛有度,周先生无疑是中国经济学家里最出色的演讲家。

    当然也有人认为,周先生是圣经里所说的那种“驯良如鸽,灵巧像蛇”的人。他不会和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也不会远离,他会借助体制之力,慢慢释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这种方法论自有渊源,当年他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学习、工作,便深得个中奥秘。事实上,杜润生在政府政策的层面的确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和那些一旦发现与体制观念冲突,就剑拔弩张,甚至流亡海外的学者相比,杜润生和周其仁体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和建设性。

    但如果就此认定周其仁是缺乏批评精神的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最近我读了周先生的文章《旁听张培刚》,里面有如此表述: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的确不同凡响。如果他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无论如何,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在新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里已经全面登堂入室。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先生60年前的工作中已经初见端倪。好像没有谁指出过这一点,让我这个旁听的学生把它说出来吧。”

    我从这段话里读到了周先生最深刻的批评,批评中甚至暗藏着愤怒。

    张培刚何许人也?想来大多数人完全不知。先看张五常给培刚先生写的简短序言: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 ragnar nurkse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能让张五常喊上一声大哥的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多,而华人经济学家里,绝对只有张培刚先生一人。这不是因为培刚先生年事太高,而是因为他绝对是华人经济学家队伍里最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师。先生的博士论文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这次是第二次重印,也是第一次在华人世界里印行。该文获得过1946年--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69年在美国曾经再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培刚先生本人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一个早年就拥有极高学术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显然又是一个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故事。1946年,培刚先生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担任了两年的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受聘去联合国工作,但1949年却辞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研究员职务,又谢绝导师张伯伦、布莱克、艾谢尔要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再一次回到珞珈山下任教。这一私人决定,让张培刚从此远离经济学研究,之后,他在华中工学院从事了10年的基建和总务后勤工作,10年的政治课教学,10年的上山下乡体力劳动,受审查,挨批判。人过中年,甚至没有婚娶,多亏谭慧老师在一片困苦之时,愿意嫁给培刚先生。由此,谭老师和她带过来的2个儿女,构成了培刚先生所有的天伦之乐,以至于他一辈子没有自己生养自己的血缘儿孙。期间,曾经有两位智利经济学家来华访问,下飞机就要见peigang-zhang,翻译一头雾水,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北京大学严云庚教授提醒,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这个时候的培刚先生贫寒交加,一家人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家徒四壁,没有一本经济学的藏书。领导上碍于面子,只好把培刚先生一家人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籍,装点门面,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叙述这些并不久远的读书人故事,我禁不住眼泪。一个国家就是如此对待它的知识分子!周其仁的愤怒就在这里。他责怪国家没有给张培刚“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这些条件当然包括国家对经济学研究的绝对尊重、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不可或缺的学术自由空间。他相信只要条件具备,张培刚的学术研究就能持续朝深度发展,并最终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周其仁的推论有道理。事实上,张培刚在青年时代曾经与胡适之、赵元任等学术大师过往,他显然具有难得的学术实力,他在1940年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而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因此,接下来对准制度条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以肯定地说,周其仁在张培刚的命运里读到了某种经验、某种教训,也读到了重要的学术路径。“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我愿意把这句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的经济学格言当成我进入周其仁经济学世界的一把钥匙,产权、市场、交易费用、政府和意识形态,诸如此类的制度变量成为周先生的思考支点。

    当更多的人把金融危机的根源锁定在人的贪婪原罪,周其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政府与货币的关系之上。周先生提醒人们:我们无论怎样谴责格林斯潘多么迷信自由市场,但要牢记,格林斯潘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长,美元发行多少,不是市场决定的,是美国政府决定的。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直面货币问题与政府利益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来自哈耶克。哈耶克的名著之一,《货币的非国家化》,其基本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其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人们讨论得更多的,依然是如何改进政府垄断的绩效,而不是终结这种垄断,如果要讨论货币竞争的理念,会被讥笑为“政治上不可能”。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而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是罪魁祸首。所以,当经济危机来临,那种指望政府救市的理念和措施,不仅无助于市场的完善,甚至会拉长经济危机的期限。也正是如此,当张维迎在大众面前呼喊奥地利学派之时,周其仁毫不含糊地说出,“我也喜欢奥地利学派”。

    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有多少垄断成分,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这种垄断政策究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怎样的损失,相信周其仁先生烂熟于心。在批评政府的货币政策之后,周先生又对整个30年来避重就轻的改革方式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即使在经济改革当中,中国也是固守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把很多难改的东西留在了后面。由于前期的改革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增长效应,那些艰难的改革,政府就自觉不自觉把它放下来了,因为改革会带来很大利益的重新调整。尤其是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政府内部甚至会出现一种“还有必要改革吗”的怀疑声音。周其仁直言,这是一种绝对的短视,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自己的教训,对于过去30年的成功,不能过度相信,产业如此、地方政府如此、国家政府更应该如此。由此,周其仁直言,“中国对高速增长的依赖,现在已经达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

    关于中国企业的生存方式,周其仁一样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直指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企业行为方式,缺乏对商业文明的基本认同。周先生是国内最擅长进行田野调查的经济学家,他去年曾经在长江三角洲做过一些调查,发现中国企业高度的依赖外向市场,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企业行为方式等微观因素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对比较长。中国企业家发现,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可以利用商业文明。可以肯定,周先生在调查中看到了中国企业的本相,企业家都不愿意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30年的发展中,渐渐有意识地丢掉了不确定性因素高企的国内市场,转而大面积依赖相对确定的国际市场。

    周教授再一次对众人提到了“交易费用”这个关键词。由此我们联想到政府热衷提及的经济话题:拉动内需。沿着周其仁的提醒说开去,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交易费用”大到人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必然是放弃,是逃离。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了一笔生意去酗酒,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行贿、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下做生意,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名目繁多,操作无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没有天生就喜欢偷窃,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是我们自己的市场里没有这样的自发秩序,所以只能到别处去。

    这就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环境。周其仁认为,这既有企业家自己的责任,也有政府的责任。现代经济学坚守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政府是愚蠢的”,但善意的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常常以为政府官员拥有改造现实经济协作问题的信息和动机,而现实情况则是,政府经常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保罗·海恩认为,政府行为并不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因为政府由一批理性的经济人操纵,因此政府决策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所以,布坎南就说:“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同样有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现在我相信,周其仁一直肩负着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他是市场的观察者,是政府的批评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师。只是周其仁成竹在胸,因此他的批评方式总是绵里藏针,呈现出一片和风细雨,这让被批评者不好意思升起满腔的愤怒,而是掩饰不住的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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