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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在书页里找寻美好的政治  

2009-12-08 22:40: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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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提到的第一本新书,是陈夏红博士编选的《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杨兆龙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相信大陆的读书人,对杨兆龙先生不是太陌生。这位民国时代的法学泰斗曾经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全世界50位杰出的法学家之一,但在1949年之后,先生彻底被剥夺了登台授课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其有限的文字被拿来作为他的右派的罪证,并在1979年仓惶离开人世。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杨兆龙先生写于1949年的文章,也可能是他整个学术生涯中最后一篇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章。陈夏红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参考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各自含义,形成过程、主要区别等问题做出的清晰阐述。但凡涉足法学者,总要首先知晓大陆法和英美法之分别,由此,对问题的各种解释在各种教材以及各种期刊甚嚣尘上,但没有那一篇必得上杨先生的文章。对于我等缺乏法学训练的人们而言,通读这本书,可能情感方面的唏嘘还是要大过法学上的理性思考。某种意义上,有杨兆龙的大好文章在,民国时代的法学建设就应该是值得期待的,而1949年之后,杨先生的没落,事实上就是中国法学建设的彻底沦丧,整个国家彻底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野蛮社会。这其中,多少粗鄙和无耻沉渣泛起,以至于今天我们的法律体系仍然捉襟见肘,法律一直不能成为个人权利的避难所,反而是某些既得利益阶层为所欲为的工具。

沿着法学的路径来阅读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比其他的路径更具有说服力。这是我最近主要的感悟。美国妇人Dorothy j.sollinger《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苏黛瑞 著作,王春光、单丽卿翻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在我看来,就是一本从法学的路径来阐释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好著作。事实上,在欧美学界,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关于当代中国和流动人口最重要的文献,曾经获得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这样的表述,更多的人会认为是一本经典的社会学著作,或者是经济学著作,但我却固执的要在书里寻找苏黛瑞的法学路径。她所揭示的市场、农民流动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让我们看到,流动着的中国农民工是如何在完全不利于生存的制度背景下生存、抗争,并且催生出一种新的公民权模式。我想说的是,这本著述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作品,已经明确把“公民权”这样具有法学意味的关键词作为她思考的核心。比如她说,城市户口其实就是公民权的标志,而对农民的权利的剥夺其实就是对农民公民权的剥夺。而从整个中国的转型来看,主要又发生在国家与农民迁移者之间。

这样的表述,真是宅心仁厚。中国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就是一个公民权的问题。可叹的是,苏黛瑞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站在了这样的学术高度,而直到今天,中国内地的学者们似乎还站在所谓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力需求,或者是工业化拉动农民工的就业这种低层面的立场上,活生生置农民的权利与自由于不顾,好像他们天生就不配享有自由发展的公民权利。少数学者如秦晖提出中国经济的“低人权优势”概念,在我看来本意是批评中国的低人权现象,不料并不被受众理解,原因在于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接受低人权竟然可以成为优势的事实。但无论如何,秦晖站在人权的高度思考中国问题,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虽然这样的学术立场,15年前,苏黛瑞早就已经写成了一本杰出的文献。

中国的所谓转型究竟会走到哪里去,相信太多的人和我一样,充满了迷茫。我想正是这种迷茫中的期待,导致很多读书人最近都爱读台湾青年廖信忠写的台湾转型的个人印象,《我们台湾这些年》(重庆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我也看了,虽然台湾这些年同样也有大陆此起彼伏的荒谬,但印象更加深刻的,还是蒋经国的个人作用。我甚至无法设想,要是台湾没有蒋经国先生的话,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起前一段时间仔细研读的一本书,《韦伯政治著作选》(马克斯·韦伯著,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 编选,阎克文 翻译,东方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韦伯对政治人的二分法,就是圭臬。在韦伯看来,一类人是靠政治为生,一类人则是为政治而生。他们可能都是以政治为业,但精神本质却不可同日而语。前一种情况下,政治人多以政治为职业,也就是靠政治混饭吃,无论这种饭是寒酸还是阔绰,是洁净还是龌龊,无论那吃相是高雅还是下作,终归是把政治当成了食槽子。相应的,“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崇高情结的政治家(P190),因为,这种人是以政治为志业,是把从事政治当成了一种使命,一种社会进步的召唤。

沿着这样的思考,韦伯认定,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必然要具备三个前提性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眼光(P352)。这三种素质对于有权参与转动历史车轮的人来说,是决定性的。译者阎克文显然对这三种品质赞美有加。他说,这里的激情,是一种真诚投身于一项事业的观念激情,与癫痫性的浪漫主义亢奋毫不相干,这使得他们与常人有别,与政治官僚、行政专家和政治半吊子有天壤之别,他们知道自己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纵横捭阖,没有理由奢望借助权力去冒充天使或者圣徒,同时也没有理由堕落到滥用暴力去掩饰弱智、怯懦和虚荣。我觉得这样的解析,多多少少有点蒋经国的影子,想起国内的那些装城府、保官位,一辈子只知道对立统一规律的所谓政治家,蒋经国先生的确值得称道啊。

阎克文兄果然是语言凶猛。记得上次我和阎克文深聊,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一个工厂里的车工,白天趴在汽车底下拧螺丝,晚上捧着英文原版的学术著作死磕,几十年之后,居然成为国内韦伯研究的高手。我和他有个还算精彩的对话,等几天我把它整理出来,他的家世,他的阅读,他的愤怒,他的思考,让我真的觉得,没有上大学绝对是现代中国人可能觉醒的好路径之一,而那些读过大学,在大学里听组织话的人们,90%都长成了只会消费、只会装逼,但却不会思考的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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