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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随着意思吹

繁星都是假象,监狱才是真的。

 
 
 

日志

 
 

经济学与管理学并不是一回事  

2009-12-30 09:16: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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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以为把经济类和管理类放在一起,命名为经管书,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经济更多地指向经济学,罗斯巴德有言,“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罗师言下之意,乃是告诉我们,经济学显然是一门与价值观有关的科学,它呈现的,是人类面对经济事务的智慧,而通常意义的管理学科,则是指向由工具理性主导的商业技术。两者之间,相去甚远,可惜人们习惯了一锅烩的学科分类,导致经常有人以为,经济学家可能就是那种叫人赚钱的学者,而管理学家反而可能是宏大思考,价值思考的大教授。

要纠正读者的这种学科分类习惯,其实很难。比如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榜单,就是典型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一锅烩的结果。《金融的逻辑》其实既算不得经济学,也算不得管理学,这应该是一本介于金融、历史和人文之间的思想随笔;郎咸平本来就不是个经济学家,他不好好琢磨他的财务大业,反而在经济学领域大放厥词,弄得半个中国都因为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经济学话语激动不已,所以他的《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应该算是最能迎合当代国民的经济口号;《激荡30年》,一本有志于思辨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史的鸿篇巨制,它介于企业史和报告文学之间,阅读口感是明显的,但显然不能归类到经济学或者管理学中;时寒冰的文章《中国怎么办》,和郎咸平是一个路子,一种稍微左倾的立场,能够唤起无数爱国青年和弱势群体内心的愤怒;《中国经济的12个问号》,曾子墨的一些工作笔记而已,同样介于经济观察和新闻稿件之间,由于曾子墨本人懂经济学,当然也由于她的在场感,以及他作为一个新闻人的常识底线,这本书拥有了可读性;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其实算不得一本好书,而且与经济学的关系不大,也与管理学的关系也不大,我认为它是一份不错的新闻作品,但写书的人能造概念,用一个关键词把这个世界说给别人听,算得上有功底,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全球化的拥戴者,还是反对者,不得不接受弗里德曼的定义,世界的确是平的,这既是一份对现实的描摹,可能还是一份期待。

众人都以为德鲁克是管理学大师,事实上这本《管理的实践》,更多的应该是德鲁克本人的价值观集成。德鲁克也是新闻人出身,他的书都是一些随想,如果严格以学术论,他的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读书人历来有述而不作的传统,德鲁克的思想火花因此具有了醒目的启示意义,他事实上真的不算是管理学家,而应该是思想家,至少德鲁克本人希望读者能这么定位他;所以,按照管理学的基本路径,韦尔奇的《赢》和霍华德的《星巴克:一切与咖啡无关》,算是典型的管理学书籍,而且是标准的公司史文本,《赢》的管理经验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真正让我有兴趣的,是这本星巴克的传记,我每次去星巴克消费,似乎都迷恋哪里的氛围,咖啡味道还算凑合,但在那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真的与星巴克相得益彰,所谓品牌的附加值,星巴克可能是最好的案例。

如此,10本书中,惟一一本经济学的书,就是克鲁格曼的《美国怎么了》。2009年的春天,克鲁格曼在中国有演讲,我去听了,在拥挤的听众之中,在同胞们的脸上,我读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期待。我知道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学术标签让人们对克鲁格曼充满了期待。我们的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刺激经济,这种局面,似乎正是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有人说得好,在弥漫着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政府是惟一增长的行业;而所有的政府之中,恐怕中国政府增长最为可靠。人们希望克鲁格曼用他深厚的学术涵养,分析并见证中国政府经济的合理性,并由此再一次提升整个中国的经济信心。

这样的期待,当然宅心仁厚。但克鲁格曼的风格,却是典型的独立知识分子,用中国的话来讲,绝对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里外都不是人。这正是这本《美国怎么了》的价值所在。事实上,人们印象中的克鲁格曼,一直是一个性格刚直,心系大众,专门挑政府毛病的经济学家。小布什执掌美国8年,克鲁格曼几乎一刻都不停止对小布什政策的冷嘲热讽,他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发文质疑政府,专栏加起来成了一本畅销书,这就是有名的《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奥巴马上台之后,人们以为以公平为己任的克鲁格曼会和政府站在一条战壕里,但克鲁格曼的批评之声却不见减少。遥想1992年,克鲁格曼在电视上激情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起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人们议论纷纷,把原因归结为克鲁格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得罪了不少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显然还没有学会克鲁格曼的方法,中国的普通读者也习惯性的选择颂歌来听。所以我看见陈志武教授的文章好长一段时间只是在圈子里被认可,《金融的逻辑》终于上了榜单,我为陈志武教授高兴。我曾经对他说过,他在中国发表的所有的文章,其实都是一些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启蒙课,算不得深厚,算不得专业,这么想起来,中国读书有福,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来为中国读者上启蒙课,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感激的。前一段时间,我和教授有过一次深谈,他说他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主题:“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而且这个主题越来越清晰。事实上,这个主题也是《金融的逻辑》的主题,教授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人”这个主题上。这是个历史思辨,某种意义上,过去的百年之间,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思考国家的命运,“五四”如此,洋务运动是如此,都要以救中国作为最高使命。这种宏大叙事统辖了人的价值,由此,陈志武问,我们救了中国,到底最终是为了救谁?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强调一个常识:市场经济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可以把人解放出来。我很赞赏陈志武教授的观点,我们的阅读,我们的思考,需要做一些小的调整,人的价值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最高主题。只要中国人得到了拯救,中国必然因为人的解放得到强盛,而且这种性质的国家强盛,才是最为本质的强盛。(本文是为《中国新闻出版报》年度图书榜单所写的说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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